遺失皮夾記

2011年11月11日晚上約末8點多，我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我的皮夾在我和男朋友一同前往明功相機的路上遺落了。不過幸運的是，在我得知的時候，還沒開始緊張的時候，這件事情就有一個有驚無險的結局。

在我們身後的一位大約50多歲的先生幫我撿起來，而且還嘗試要追上我們。在他追不上我們的時候，他循著皮夾裡面部門的通訊錄打電話給我、我家、還有我的同事，驚動了很多人，而我仍然不知不覺。快9點半的時候，我接到我妹妹的電話，她劈頭就罵我為什麼不接電話，這時候我才知道手機裡的三通未接來電原來是來自一個焦急的陌生人。

大約10點左右，我們找到了在路旁等候的那位先生，皮夾內的現金、證件分文不少。他說之前也有遺失過錢包的經驗，心想我一定很擔心。說來慚愧，我恐怕是牽扯到這件事的人之中最慢知情，也最不緊張的人。這時候我才開始想到，如果是其他人撿到了，下場又是如何呢？感謝他的協助，感謝他為我付出的煎熬和時間。

大河內

在我剛踏入醫學領域的時候，聽聞街談巷議，一位年紀很大滿頭白髮的老師，常常會出現在圖書館。因為正是《白色巨塔》2003年版風行的年代，一方面相貌相仿，一方面景仰老師的傳奇，我們總以劇中人物「大河內教授」來稱呼他。那時還記不清老師的名諱和專科，甚至有點懷疑這些傳奇的真實性，但繪聲繪影的敘述若有似無的充斥在我的周圍。

第一次見到「大河內教授」是在圖書館的樓梯間。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那時的我正在和同學為心律不整的生理、病理、藥理討論得一頭霧水。老師步履蹣跚，或許有些吃力，但我可以體會到他不需要我們伸出援手，不是拒絕，也不是不屑，是不需要！

從這時候開始我才知道，何耀輝教授是大家認識的名字。也陸陸續續查到或無意間聽到很多何耀輝教授的豐功偉業，這些累積起來大概是這樣：「何耀輝教授是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的顧問，現在已經八十多歲。1957年，在本院草創之初，他以台大教授的身份委身南下協力成立放射線科(業務涵蓋今天放射診斷、放射治療)，日後放射治療科獨立，他也成為第一任科主任。醫療器材昂貴，私立醫院沒有政府奧援，在民國四、五十年代，每次購買研究或醫療設備時，必須向台糖公司借讓外匯才得以結匯。因此何耀輝主任與科內人員協力自製一部Ｘ光診斷裝置。除了Ｘ光管之外，均為自製，並在1961年於台灣醫學會發表。」那些遙遠的過去，我無法參與，社會環境懸殊，也無法想像當年的困境。

接下來的大學生涯，我在各種場合遇上大河內，例如：各科會例行的學術會議、科與科之間的聯合討論會，甚至是銀行！是的，我在距離醫院大約10分鐘車程的銀行遇到他，和圖書館一樣獨立的身影。升大六的暑假，因為感覺到自己學生生涯所剩無多，以不速之客之姿跑去跟他的門診。本來抱著可能被趕走的打算，想不到老師欣然接受，而且還主動帶我觸診患者經治療後壞死而發燙的癌症病灶。門診結束後，隔壁的會議室正好舉行來自美國醫療軟體介紹。會後老師用現今眼光不太怎麼瞧得起的德式(或日式)英文向業務員請教了一些問題，那些很多人都遺忘的基本的問題。這張計算紙，是他給我的禮物，這是粉絲獨有的浪漫。

我向來不太尊重「長輩」這個身份的附加價值。但對大河內，跨越一甲子的時間鴻溝，除了景仰，我還有很多激動的話要說，希望還有機會說。

再見PHS

進入醫院學習已經兩年多，但責任卻是在今年夏天才隨著PHS而來臨。PHS在本院被規劃為內線手機，臨床單位和其他部門都會透過PHS找到我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想的，但對我而言，比起白袍和聽診器，PHS更有成為臨床醫師的象徵意義。

最常接到的電話，是些我們處理起來稀鬆平常的症狀，發燒、咳嗽、便祕、肚子痛，血壓高、血糖高，或是換藥、心電圖、更換尿管、鼻胃管、抽動脈血。接到電話時覺得稀鬆平常，常常一面聽著護理人員的描述，腦海已經一面浮現了接下來處理的步驟，例行公事的翻翻病歷看看用藥，但走到病榻前，卻是面對病人的苦痛與不安。Common diseases are common, but still suffering. 有時候PHS帶來的是很困難的課題，督促著我研讀已經生疏的知識。有時候PHS的那端傳來的是很瑣碎的小事，例如會議的通知或是護理人員相招訂便當、飲料。當然偶爾還是會有很緊急的狀況。PHS就像一盒巧克力，永遠不知道即將入口的是什麼滋味。

有時候事情很多，忙得沒空接電話，它就在口袋振動、響起然後安靜，接下來又振動、響起然後安靜。我向面前的病患解釋那是我的電話不必理會，心裡卻升起一陣憂煩，往往忙一個段落脫下手套來不及洗手便用滿是白粉的手拿起電話看是來自何方的電話。有時候真的很想把PHS藏到收不到訊號的角落，但一次整晚平靜反而擔心它是不是壞了。

所有的實習醫師都被分配到同樣型號的PHS，可以想見，會議中當電話響起，好幾個人不約而同的拿起手機的樣子，於是我們都會各自準備自己稀奇古怪的鈴聲。門號也分佈在很接近的範圍，有時候還是會尷尬的接到要找其他人的電話––不過或許對護理人員來說，我們實習醫師都是一樣的––。原本我對電話的觀念很中古，只要能打電話、能接電話、能夠收發簡訊就可以了，裝飾性的鈴聲我一點興趣都沒有。為了和其他同學區別，我選擇吳志寧的《負荷》作為我的來電答鈴，希望音樂讓電話那頭的人可以容忍我的忙碌和無能，我會盡力扛起這最甜蜜的負荷。迴響並不多，只有一次有位護理人員告訴我：「你放的音樂很好聽耶！很輕快，我喜歡。是法文歌嗎？」

本院在11月底結束與PHS的合作，正巧也是我結束內科的實習，開始兩個星期的休假。假期開始的那天，我把PHS裡的設定和個人資料全部刪除，希望它用原來的姿態與我告別。新的公務手機在11月初就拿到了，不過因為惰性和慣性，我一直把新的手機放在房間的角落，我也沒有時間和心力去思考該怎麼裝飾我的新伙伴。新的來電答鈴，也為了紀念實習生涯過半，而選擇電影《帶我去遠方》的片尾曲《出發》，希望假期結束之後帶來好兆頭。

再見，我最甜蜜的負荷。我即將出發到另一個新的地方。

泌尿科實習回憶

我在泌尿科實習的最後一天，外面狂風暴雨交加，這是2009年8月7日。中午時分，大概忙完病房的事，我趴在窗臺看著外面的滂沱大雨。病房的走道，大風吹得呼呼作響，雲層靠得好近，就像在頭頂上，風雨如煙，對面的坎城、家樂福和一旁的公寓民宅宛如在驚濤駭浪之中，雨水如浪頭撲面拍打著醫院大樓的迎風面。我的實習生涯走過了三個梯次，大概兩個月餘。

上一個梯次，我在骨科，一樣是以值班做為結束，卻正好突然感冒。隔天一大早，處理幾個病人的問題之後，向護理站的護士學姊道別，拖著疲累的身軀到了泌尿科。無縫銜接是個很痛苦的開始，那天我除了因為感冒和值班昏昏沉沉，腦子裡還裝著前一天照顧的骨科病人，卻必須開始進行泌尿科的業務。

這段3個多星期的停留是很豐富的。泌尿道的手術有很高的機率會發生傷口感染，而我照顧的病人則陸續有兩位發生了。記得第二位是我自己值班的時候發現的，當病人呻吟著告訴我傷口疼痛難耐，我拆開包紮的紗布發現膿水從傷口流出，將紗布都浸潤了。即使統計數據告訴我，這不是我的錯，不安和自責仍是油然而生，當下卻必須冷靜下來交代護理人員注射止痛藥，同時準備好工具進行處理。史達林說：「一個人死，是悲劇；一百萬個人死是統計數據。」三分之一的傷口感染是統計數據；一個傷口感染，是悲劇。實習的過程是從統計數據走向悲劇的現場，多麼希望那只是我做的一場惡夢。

8月8日早上，出乎意料，風雨沒有隨著時間減弱。離去前，我最後一次幫這位病人換藥，她的傷口已經穩定，快可以出院了。我告訴她這是我最後一次幫她換藥了，我要到下一個科別去實習了，颱風過後不久她也可以出院了。她牽掛著外面的風雨，還有蘇澳的家。值班的夜晚，我忘了注意颱風動態，只能告訴她不要擔憂，把身體養好最重要。

念舊三棟

半百年歲化千風，
參天獨留大王椰。
平地欲起樓萬丈，
青天昂首仍見耶？

給阿米巴的哥哥們

迎接旅程終點的感覺，真的很奧妙。想要找個結論揮別這段歲月，就像在醫院的我們每次寫會議記錄的心情；卻也想找個理由告訴自己你必須前進。

當我發現，你們的精神一直與我同在時，不斷的複製，不斷的延伸，不斷的變形，就像阿米巴一樣。因為這是無性生殖啊！所以可以這麼快速，可以不斷的產生變異。學過演化論的我這樣告訴我自己，因為你們是阿米巴，所以可以理所當然的這樣繼續變形。但我討厭理所當然，就像你們認為我是麻木的勇夫一樣這樣的討厭。

因為如此，我想嚐嚐軟弱的懦夫的滋味。喔！是柔軟的。

最後，我發現我變成了不斷複製的你們。到處告訴人，到處感染人，到處問人，請問你們是不是覺得哪裡怪怪的？也許你們認為你們改變了我，讓我也成為阿米巴。

也許你們的艱鉅的歷史使命讓人望洋興嘆，「鑄造自己確實的人格，進而參與這一項『造人』的過程。」。但我只想給我一個簡單的使命，「尋找在這個時代必須要有的習慣」，網路，至少我認為是個值得一試的目標。

去年9月認識了你們的社長(希望已經不再是了)，我很喜歡這個學弟，我喜歡他追尋理想的念頭，就像小時候的我一樣純真，只要相信就可以了。我也告訴他必須懷疑一些事情，例如體制是沒有漏洞的這件荒謬的事情。「要相信，要懷疑」，那個在高青和很多地方奮鬥過的學長這樣告訴我。看過他的錯誤，所以我也如此心安理得的告訴學弟。上個學期曾經遇見他在東側的路口彈吉他唱歌，我問他：「你們現在需要社長出來賣藝了嗎？」他青澀但仍堅定的解釋：「只是因為我想來。」很高興，你們的使命有了繼續傳承的對象。

我想我已經找到繼續傳遞我的使命的理由，希望也能找到傳承的對象。有一位在臨床與基礎研究的夾縫中努力求生存的學長這樣告訴我，「人在世界上，一定要有個使命啊！」雖然他的功課好到讓我難以望其項背，但我很高興他給我這樣的禮物，讓我可以勇敢的面對自己的使命。

所以妹妹已經準備好要出發了，雖然你們只記得告誡弟弟。反正我這輩子已經被誤會了很多次，也不差這次。再見了哥哥們，再見。

統獨

在台北國境內，
我突然理解了什麼叫作思念家鄉的感覺。

這裡是台北國吧！
這裡是台北國嗎？

可是和我思念的家鄉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想，我突然理解主張兩岸統一的群眾為什麼這樣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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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國境的邊緣，
我想起了鄭愁予，
他在《邊界酒店》喝著酒，像我一樣渴望爛醉，說著：
「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鄉愁。」

但我找不到邊界，更何況爛醉。

於是我找到了台灣獨立的理由。

台北城市印象

這次到馬偕急診科見習，第一次出現不虛此行的念頭，並不是因為醫療，而是因為意識到自己很少有機會仔細的端詳一個城市，不是出公差也不是走馬看花。

我的第一個感想是，「台北是不需要市長的地方。」這不代表市長可以怠忽職守，屬於該被裁掉的冗員，而是台北市的市民真的很認真的看待生活的細節。例如我今天在馬偕淡水院區的門口附近，發現到一個搖搖欲墜的公車站牌。依照高雄人的直覺，會先評估一下它什麼時候會倒，然後重新規畫自己的行進路線。就在我進行這樣的程序的時候，我發現我根本不需要擔心，因為已經有人用膠帶對它做了一個簡單又可信的固定了，就像骨折的初步處理一樣。

我曾經聽過一個魔咒，台灣的總統都當過台北市長。目前為止，的確是。那麼為什麼沒有當過台北市長的人，會很難成為台灣總統呢？更進一步說，如果我是台北市長，我每天做的事情，能夠成為我當台灣總統的養份嗎？我自問自答的結論是，很困難。因為政策推動的過程，受到的阻力比其他縣市小太多了。因為這裡的市民，懂得理性的判斷政策的好壞，也懂得利用管道表達意見，於是「輿論」不僅重要，而且在政策設計的時候，是個很有價值的參考，絕對夠資格成為民主政治中的第四權(或是第六權)。這在其他地方是很難得的，這都是歷史因素造成的。

我必須要強調，公共政策並不遙遠，那個搖搖欲墜的公車站牌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我開始懷疑那些為自己在台北市長任內的政績自吹自擂的前市長們，至少我認為他拿了一手好牌。如果真的要我給他什麼肯定，我會說：「你很聰明，你懂得在適當的位置上，為自己創造發光發熱的機會。」而那些在其他縣市做牛做馬的縣市長們，我也想告訴他們：「國父孫中山先生說，立志做大事，這裡是可以做大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