泌尿科實習回憶
我在泌尿科實習的最後一天，外面狂風暴雨交加，這是2009年8月7日。中午時分，大概忙完病房的事，我趴在窗臺看著外面的滂沱大雨。病房的走道，大風吹得呼呼作響，雲層靠得好近，就像在頭頂上，風雨如煙，對面的坎城、家樂福和一旁的公寓民宅宛如在驚濤駭浪之中，雨水如浪頭撲面拍打著醫院大樓的迎風面。我的實習生涯走過了三個梯次，大概兩個月餘。
上一個梯次，我在骨科，一樣是以值班做為結束，卻正好突然感冒。隔天一大早，處理幾個病人的問題之後，向護理站的護士學姊道別，拖著疲累的身軀到了泌尿科。無縫銜接是個很痛苦的開始，那天我除了因為感冒和值班昏昏沉沉，腦子裡還裝著前一天照顧的骨科病人，卻必須開始進行泌尿科的業務。
這段3個多星期的停留是很豐富的。泌尿道的手術有很高的機率會發生傷口感染，而我照顧的病人則陸續有兩位發生了。記得第二位是我自己值班的時候發現的，當病人呻吟著告訴我傷口疼痛難耐，我拆開包紮的紗布發現膿水從傷口流出，將紗布都浸潤了。即使統計數據告訴我，這不是我的錯，不安和自責仍是油然而生，當下卻必須冷靜下來交代護理人員注射止痛藥，同時準備好工具進行處理。史達林說：「一個人死，是悲劇；一百萬個人死是統計數據。」三分之一的傷口感染是統計數據；一個傷口感染，是悲劇。實習的過程是從統計數據走向悲劇的現場，多麼希望那只是我做的一場惡夢。
8月8日早上，出乎意料，風雨沒有隨著時間減弱。離去前，我最後一次幫這位病人換藥，她的傷口已經穩定，快可以出院了。我告訴她這是我最後一次幫她換藥了，我要到下一個科別去實習了，颱風過後不久她也可以出院了。她牽掛著外面的風雨，還有蘇澳的家。值班的夜晚，我忘了注意颱風動態，只能告訴她不要擔憂，把身體養好最重要。
給阿米巴的哥哥們
迎接旅程終點的感覺，真的很奧妙。想要找個結論揮別這段歲月，就像在醫院的我們每次寫會議記錄的心情；卻也想找個理由告訴自己你必須前進。
當我發現，你們的精神一直與我同在時，不斷的複製，不斷的延伸，不斷的變形，就像阿米巴一樣。因為這是無性生殖啊！所以可以這麼快速，可以不斷的產生變異。學過演化論的我這樣告訴我自己，因為你們是阿米巴，所以可以理所當然的這樣繼續變形。但我討厭理所當然，就像你們認為我是麻木的勇夫一樣這樣的討厭。
因為如此，我想嚐嚐軟弱的懦夫的滋味。喔！是柔軟的。
最後，我發現我變成了不斷複製的你們。到處告訴人，到處感染人，到處問人，請問你們是不是覺得哪裡怪怪的？也許你們認為你們改變了我，讓我也成為阿米巴。
也許你們的艱鉅的歷史使命讓人望洋興嘆，「鑄造自己確實的人格，進而參與這一項『造人』的過程。」。但我只想給我一個簡單的使命，「尋找在這個時代必須要有的習慣」，網路，至少我認為是個值得一試的目標。
去年9月認識了你們的社長(希望已經不再是了)，我很喜歡這個學弟，我喜歡他追尋理想的念頭，就像小時候的我一樣純真，只要相信就可以了。我也告訴他必須懷疑一些事情，例如體制是沒有漏洞的這件荒謬的事情。「要相信，要懷疑」，那個在高青和很多地方奮鬥過的學長這樣告訴我。看過他的錯誤，所以我也如此心安理得的告訴學弟。上個學期曾經遇見他在東側的路口彈吉他唱歌，我問他：「你們現在需要社長出來賣藝了嗎？」他青澀但仍堅定的解釋：「只是因為我想來。」很高興，你們的使命有了繼續傳承的對象。
我想我已經找到繼續傳遞我的使命的理由，希望也能找到傳承的對象。有一位在臨床與基礎研究的夾縫中努力求生存的學長這樣告訴我，「人在世界上，一定要有個使命啊！」雖然他的功課好到讓我難以望其項背，但我很高興他給我這樣的禮物，讓我可以勇敢的面對自己的使命。
所以妹妹已經準備好要出發了，雖然你們只記得告誡弟弟。反正我這輩子已經被誤會了很多次，也不差這次。再見了哥哥們，再見。
統獨
在台北國境內，
我突然理解了什麼叫作思念家鄉的感覺。
這裡是台北國吧！
這裡是台北國嗎？
可是和我思念的家鄉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想，我突然理解主張兩岸統一的群眾為什麼這樣主張。
在台北國境的邊緣，
我想起了鄭愁予，
他在《邊界酒店》喝著酒，像我一樣渴望爛醉，說著：
「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鄉愁。」
但我找不到邊界，更何況爛醉。
於是我找到了台灣獨立的理由。
OpenOffice.org Impress簡報範本(3)
我想，有一部分的醫學生有像我這樣的經驗。要到一個聽說是很先進的環境時，會在心裡構思一個遙不可期的夢想，然後註定很慘烈的幻滅。例如我國中的時候，聽說高雄女中一年級第一次數學期中考的第一題是這樣的題目：「請問一加一等於多少？」這個故事的結局是，回答2(也就是正確答案)的人，是那群自認為很普通的人；回答1和3的人，是那群不想被人當成是普通人的人。聽了這個故事，國中的我有個啟發，「我一定要進雄女。」
我想我應該在不知不覺中回答很多次這種問題：「昕迪，你為什麼會念醫學系？」今天我想要認真的回答。
大學一年級時，又帶著冒險的心態，第一次走進附設醫院，「所有的人都形色匆匆」，這是我的第一印象。因為有了高中那次的慘痛經驗，所以我決定要開始嘗試將自己分類：我是自認為普通的人？還是不想被當成普通人的人？經過長考之後，我決定，我想要兩種人都當。
就在熬過了自己嚇自己的階段之後，有天我發現，我找到了我在醫學界可以走的路。我想把這種心情命名為unclear，如果要詳細說明是哪一種心情，我想我的回答是這樣：「我知道我可以走了，而且很安全，但是如果要說出個目的地，會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祝各位早日找到這種unclear的感覺。如果有人可以告訴我，雄女的傳說到底是不是真的，請儘快與我連絡，或是請留言。另外照片拍攝的地點是：高雄醫學大學核子醫學科(KMU Nuclear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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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要自由軟體
我想免於憤怒的自由應該是基本人權之一吧。這種自由的重要性，我常常沒辦法體會，至少我在使用M$的時候，比較容易體會。
今天我對IE的一個bug生氣了(是會出現Error然後就關掉的bug，不是習慣的問題)，我想這不全然是IE的問題，設計網頁的人也需要負一部分的責任，至少我會希望他不要使用IE only的語法，逼迫我必須要使用IE。就在我因為想要做的事情是很緊急的而情緒瀕臨失控的時候，髒話出口了，然後我就冷靜的思考：「如果我使用的是Firefox，我會怎麼樣？」
- 我會平心靜氣的評估，我可不可以不要做這件事情。
- 如果是可以過幾天在做的事情，我會選擇平心靜氣的關掉視窗，然後等幾天看看。為什麼？因為如果Firefox出現那麼嚴重的錯誤，過幾天就會有人處理了。那個人是誰？我們等等再詳談。
- 如果我等了幾天還沒有人處理。那我會考慮使用別的軟體，以自由軟體為優先。
那個為我處理bug的人，可能是我週邊的人，他會告訴我該怎麼避開這個bug；但更有可能是有人幫我修改程式碼，解決這個bug，然後為Firefox修改程式碼(類似醫學上的基因療法)。
為什麼我會優先選擇自由軟體。因為為Firefox處理bug的人，有可能是發現bug的人(就是使用者)；而為IE處理bug的人，一定是M$的工程師。工程師必須意識到問題在哪裡，然後抓個大方向，再開始修改程式碼；前兩個步驟最重要又最花時間，尤其對M$的工程師來說，但使用者不一樣，尤其是又驚訝又憤怒的使用者。
那群人，在自由軟體的世界叫作社群，他們有的維護程式，有的維護美觀，有的只給建議，更常見的一種：只使用但偶爾發出抱怨而已。他們很愛那個讓他們可以稱做社群的軟體，所以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很輕鬆，而且很享受。在享受之餘，他們進步的速度，比M$的軟體還快。
這好像是一個叫作民主社會的烏托邦。我很期待這樣的生活，我討厭讓我憤怒的M$，所以我宣示加入自由軟體社群的行列。
台北城市印象
這次到馬偕急診科見習，第一次出現不虛此行的念頭，並不是因為醫療，而是因為意識到自己很少有機會仔細的端詳一個城市，不是出公差也不是走馬看花。
我的第一個感想是，「台北是不需要市長的地方。」這不代表市長可以怠忽職守，屬於該被裁掉的冗員，而是台北市的市民真的很認真的看待生活的細節。例如我今天在馬偕淡水院區的門口附近，發現到一個搖搖欲墜的公車站牌。依照高雄人的直覺，會先評估一下它什麼時候會倒，然後重新規畫自己的行進路線。就在我進行這樣的程序的時候，我發現我根本不需要擔心，因為已經有人用膠帶對它做了一個簡單又可信的固定了，就像骨折的初步處理一樣。
我曾經聽過一個魔咒，台灣的總統都當過台北市長。目前為止，的確是。那麼為什麼沒有當過台北市長的人，會很難成為台灣總統呢？更進一步說，如果我是台北市長，我每天做的事情，能夠成為我當台灣總統的養份嗎？我自問自答的結論是，很困難。因為政策推動的過程，受到的阻力比其他縣市小太多了。因為這裡的市民，懂得理性的判斷政策的好壞，也懂得利用管道表達意見，於是「輿論」不僅重要，而且在政策設計的時候，是個很有價值的參考，絕對夠資格成為民主政治中的第四權(或是第六權)。這在其他地方是很難得的，這都是歷史因素造成的。
我必須要強調，公共政策並不遙遠，那個搖搖欲墜的公車站牌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我開始懷疑那些為自己在台北市長任內的政績自吹自擂的前市長們，至少我認為他拿了一手好牌。如果真的要我給他什麼肯定，我會說：「你很聰明，你懂得在適當的位置上，為自己創造發光發熱的機會。」而那些在其他縣市做牛做馬的縣市長們，我也想告訴他們：「國父孫中山先生說，立志做大事，這裡是可以做大事的地方。」
到處都是王建民
一如往常，回家的路上行經同盟路‧中華路口，一個右轉劈頭看見路面上漆著「40」的機車速限標誌，腦海中閃過的念頭是：「怎麼到處都是王建民」。在下一個路口，遇到紅燈停了下來，回過神來想到自己方才腦海之所以浮現出王建民，居然是因為路面上的速限標誌，如此牽強的聯想也讓自己不禁失聲笑了出來。整個台灣像我這樣被王建民左右了生活甚至行為模式的受害者大有人在，可是無怨無悔。
因為王建民，有一段時間，新聞媒體中對洋基隊的報導篇幅遠勝其他球隊，甚至其他運動項目。全台灣似乎都成為洋基隊的球迷，洋基隊宛然取代了中華隊，成為台灣的代表隊，A-Rod、Cano的知名度可能還超越過某些公益團體，張伯倫、李維拉也成為台灣之光。每逢王建民比賽，總會有逐球的落點分析和翻譯外電加上特派記者的採訪，算一算一共三四頁全版，再怎麼重大的社會新聞、政治新聞都難出其右。
沒有任何一種休閒活動，比棒球更讓台灣人捶心肝的。在腎臟內科見習的時候，黃尚志醫師說起在棒球季中，王建民的比賽時間，往往是影響查房內容的最大因子。 王建民比賽正在轉播的時候，病患不是對他的關心不理不睬，就是催促他趕快離開，眼光總盯著病床前的電視機；若在比賽後查房，如果王建民敗投，病人總會哀嚎這裡痛那裡痛，而王建民勝投之後，所有的症狀似乎都不藥而癒。前一陣子王建民一勝難求，不知道黃醫師的病人可安好？而王建民受傷，是不是也將他的病人推入愁雲慘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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